作者：Maria Delgado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2024年11月刊）
佩德罗 ·阿莫多瓦的首部英语电影终于问世。本世纪初，拉里·麦克穆特瑞找到阿莫多瓦，希望请他执导《断背山》，但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拍摄英语电影。」后来，他尝试拍摄了两部英语短片《人类的呼声》（2020）和《奇怪的生活方式》（2023），前者是他与蒂尔达·斯文顿的首次合作，后者则是一部对照《断背山》的西部片。
《奇怪的生活方式》（2023）
除此之外，阿莫多瓦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了与凯特·布兰切特合作的根据露西娅·柏林的小说集改编的《清洁女工手记》，因为他担心该项目跨越多个取景地的规模，可能使他无法进行所需的排练。
转而，阿莫多瓦选择了一部更为私密的作品，即改编自美国小说家西格丽德·努涅斯的作品《你在经历什么》（2020）中的一个章节的室内戏。故事讲述了两个老朋友的故事：作家英格丽（朱丽安·摩尔饰）和战地记者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她们曾在一家杂志社共事，当英格丽发现玛莎正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接受宫颈癌四期治疗时，两人重逢了。而当玛莎确认了自己已是癌症晚期时，她请求英格丽陪她一起去她在纽约北部租住的与世隔绝的现代主义别墅，那样，当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英格丽会在隔壁房间陪伴她。
《隔壁 房间》（2024）
《隔壁房间》从一家书店拉开帷幕——英格丽在纽约的里佐利书店签售她的新书《突然死亡》——书籍、知识和文化之于阿莫多瓦电影的核心作用不容小觑。玛莎和英格丽也以她们各自的博学而自豪。英格丽是一位作家，她的最新作品是画家多拉·卡林顿的传记——多拉·卡林顿在38岁时自杀身亡。玛莎则欣赏威廉·福克纳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她在医院的床头柜上摆放着苏珊·桑塔格的著作。
罗杰·刘易斯关于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的诙谐传记《风流韵事》（Erotic Vagrancy，2023）也出现在两位女主角的谈话中——激情、欲望和死亡从未远离影片的画面。当玛莎按照自己的意愿开辟出一片安心死去的空间时，不免让人联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篇《一间自己的房间》。
《隔壁房间》仍然是一部极具阿莫多瓦风格的电影：你可以把这位导演从马德里带走，但你无法把马德里从他身边剥离。影片中的对白保持了遣词造句与日常生活的平衡。从玛莎前男友驾驶的红色道奇，到玛莎卧室的红色大门，红色在阿莫多瓦的调色板中一如既往地突出。
两位女主角的服装搭配也十分协调。就连英格丽接受治疗的医院，与《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对她说》（2002）和《平行母亲》（2021）中的医院一样，也有自己的特质。斯文顿饰演的玛莎首次出现在病房里时，面色苍白，消瘦憔悴，暗黄的皮肤似乎要消失在枕头中；灰白的牙齿、干裂的嘴唇和皱纹都证明着癌症正在侵蚀她的生命。与此同时，在医院外，阿莫多瓦毫不畏惧地赞美那些看似习以为常或平淡无奇的事物：降雪的景色、鸟鸣的声音、躺在躺椅上享受暮春阳光的乐趣。
阿莫多瓦以女性友谊为中心，精心编排了一部细腻、朴实、不伤感的情节剧——温柔的英格丽和直率的玛莎就文学、恋人和生活进行了知识性的交流。英格丽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倾听她垂死的朋友的诉说；玛莎则希望理清自己的人生，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与独生女儿米歇尔之间的裂痕，也无法弥补过去的过错。
这是一部以对话为基础的影片，两位女性以真诚和坦率的态度谈论着与她们息息相关的事情。特写镜头比比皆是；玛莎和英格丽都以当代电影中罕见的直率表现了她们的年龄和经历。阿莫多瓦在马德里接受此次采访时说，两位女演员「完全把握住了我想要的东西。她们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问：你曾形容用英语拍摄这部电影就像踏入了一种新的类型。
阿莫多瓦：是的，就像拍摄一部西部片或科幻片。但事实并非尽然。差异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蒂尔达、朱丽安和我一拍即合，可能也有所帮助。这种紧密连接意味着语言绝不会成为问题。她们两人之间也立即产生了化学反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影片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友谊的恢复。
问：这部电影有一种十分亲密的戏剧效果，就像一部室内歌剧。
阿莫多瓦：我感觉影片80%的内容都是她们两人的对话。她们俩几乎一直在交流。通过这些讨论，你可以看到她们的世界和我想讲述的故事。事实上，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亲密关系，讲述的是两个人如何在极端情况下恢复亲密关系。这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死亡进行反思。
问：蒂尔达·斯文顿和朱丽安·摩尔的演技都太棒了，而且各有气质。
阿莫多瓦：我一直认为她们是两位伟大的女演员，观赏她们的表演非常激动人心。蒂尔达给人的感觉真的是「那个女人就要死了」。尤其是当她打开门，走出房子，来到树林里的那一刻，还有她日渐消瘦的样子。
蒂尔达的脸庞在不同程度的病痛中发生了变化，这当然有化妆的缘故，但同时，她自己也通过减肥和自己的神态来诠释了这一方面。蒂尔达拥有超凡脱俗的体态。她的身高、高高的颧骨、修长的脖子——她非常适合这个角色。
在我看来，朱丽安非常适合饰演倾听者、感到恐惧以及在影片过程中对死亡的感受不断变化的角色。这部影片确实有一种伯格曼式的风格——至少，这是我的初衷，也许它并不明显——因为从蒂尔达到朱丽安身上发生了一种人格转移。
玛莎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人，曾多次面对死亡，而英格丽则对死亡有着极端的、近乎孩子般的恐惧。但到了最后，朱丽安显得更加坚强。比如，她与警察的那场戏，让我想起了黑色电影中的那些场景，女人就像一块水泥：男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她们职业生涯的最佳表演。
问：影片中有许多致敬。玛莎决定自杀时涂上了紫红色口红，这种反抗式的行为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水仙》（1947）中的露丝修女。
阿莫多瓦：没错，就是从那里来的。蒂尔达和我都非常喜欢迈克尔·鲍威尔和《黑水仙》这部电影。这的确就是那场戏的灵感来源。
《黑水仙》（1947）
问：英格丽和玛莎去电影院看了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游览意大利》（1954），然后又兴致勃勃地看了巴斯特·基顿的《七次机会》（1925）和马克斯·奥菲尔斯的《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1948），以及约翰·休斯顿的最后一部电影，改编自詹姆斯·乔伊斯同名小说的《死者》（1987）。
乔伊斯的这个故事被反复提及，其中的一句引语就像这部影片的主题：「......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阿莫多瓦：努涅斯的书中没有提到这句话，而是我突然想到的。这些细节至关重要，是今生与来世之间的精神标记。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顿悟——当开始下雪的时候，玛莎正在背诵乔伊斯在《死者》中的最后一段话。而她是一个即将死去的女人。
但更重要的是，这成了影片的某种主题，因为她们在森林中的房子里又看了一遍影片，最后——我不相信轮回，但玛莎在英格丽身上有了某种轮回。首先，因为英格丽承担起了照顾了玛莎的女儿的责任，英格丽还告诉她玛莎不能告诉她的一切。但事实上，当开始下雪时，女孩告诉她：「看，下雪了，」英格丽就会想起和玛莎共度的那些相似的时刻。
《死者》（1987）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时刻，也是一个近乎奇迹的时刻。对我来说，最后那场雪就好像是玛莎回来了。回到《死者》和安杰丽卡·休斯顿饰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尤其是当她和女伴们道别后，开始走下楼梯，却因为其中一个女人开始唱歌而停下了脚步，那首歌对她来说意义非凡，但又非常神秘，随后，她一直僵在那里，呆站在台阶上，仿佛石化了一般，于是她的丈夫问她为什么停下脚步，而她意外地告诉了他一个年轻时情人的故事，那个人曾经来拜访过......
我想起了这部电影，而且想暗指这个结尾——当安杰丽卡的角色讲述她与情人的往事时，那个男孩因为在雪地里等她而得了肺炎。在我看来，詹姆斯·乔伊斯的这个故事有着所有艺术作品中最美、最完满的结局。当丈夫说到雪花飘落在香农河上时，画面美而简约，而这就是我想在我的电影中给予致敬的一个有力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蒂尔达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诠释。
《死者》（1987）
当我想到这种从一个角色到另一个角色的转移时，伯格曼的《假面》（1966）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不是在风格上，而是在叙事方面。我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所表现出的克制态度或许也比以往更像伯格曼。我不想让它以一种煽情或感伤的方式来描绘死亡或生命的终结。
因此，这部影片甚至显得有些残酷。我想摆脱所有的感伤主义和情节剧式桥段。唯一不同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说话的是生病的角色，倾听者则是健康的角色；而在《假面》中，情况恰恰相反，生病的角色保持沉默，毕比·安德松饰演的护士则一直在说话。
《假面》（1966）
问：在色调和调色板上，它与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1972）截然相反。
阿莫多瓦：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在《呼喊与细语》中，所有的东西似乎都是红色或白色的。这是一次非常不寻常和新颖的视觉赌博。
我并不想让影片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一般表现癌症，可能就会描绘非常艰难的生理性场景。在片中，当玛莎说话时，她指涉的是我们在银幕上看不到的东西，但我们却能感受到。例如，当她说她的生活只剩下生存的行为，或者文学失去了魔力，抑或她不能听音乐，因为她觉得音乐会阻隔她和她的思想。
《呼喊与细语》（1972）
玛莎的生活只剩下聆听鸟鸣，幸运的是，乡村里有很多鸟，然后她想说话的时候就说话。当她说话时，当她描述别人是如何看待疾病以及她是如何面对疾病时，疾病才是存在的。你也会意识到她说的是癌症。但我想避免相关的医学元素。正如玛莎所说，她希望有尊严地、干净利落地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伯格曼在他的影片中真正探讨了痛苦。他将痛苦置于前景，而我想避开这一点。
问：在影片中，死亡是一个随处可见的存在：英格丽和玛莎对死亡的讨论；拒绝逃离伊拉克的加尔默罗会传教士；玛莎的前男友弗雷德跑进着火的房子里丧生。对死亡的关注让我想起了《斗牛士》（1986），虽然基调截然不同，但自《胡丽叶塔》（2016）以来，死亡似乎一直是你电影中的一个重要存在。
阿莫多瓦：没错，其实《斗牛士》也是，它与死亡的关系甚至在片名中就很明显。或者说，《斗牛士》的主题是，在我看来，如果死亡涉及性快感，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斗牛士》（1986）
而对于英格丽来说，死亡——正如她所理解的那样——是她可以接受的，只要做出决定的人还活着，只要这个决定是一种彰显生命力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让影片显得阴郁的原因。蒂尔达的角色是充满生命力的，正如她所说，「只要我先到达终点，癌症就追不上我。」所以，影片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述的。
但没错，我的电影中确实有很多关于死亡或痛苦的内容，比如《痛苦与荣耀》（2019）。不过，我尽量避免将痛苦置于前景，我不喜欢看到痛苦，或者伤口。在《痛苦与荣耀》中，当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角色谈到他的多种疾病时，我们用卡通的方式拍摄了这一分三十秒的镜头，因为我们不想把他变成一个受害者。
拍摄效果非常好，该说的都说了，但这个想法是想确保这个片段不会过于戏剧化，而且当他说话时，他不会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害者。他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尽管他仍然在谈论痛苦。在《痛苦与荣耀》中，这种痛苦与他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再拍一部电影的怀疑有关。
《痛苦与荣耀》（2019）
问：这是一部关于共情、团结、关怀的电影，也是一部关于在充满噪音的世界中积极倾听的慷慨态度的电影。
阿莫多瓦：还有安乐死，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主题：如何陪伴一个人，如何陪在他们身边，不说话，只是陪伴。
有些时候，我认为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病人需要照顾——「你想要什么吗？你想要这个还是那个？」病人需要的是陪伴，如果他们说话，也需要你倾听，但说话的应该是病人，而不是反过来。
共情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它是人类拥有的伟大品质之一。它甚至比爱和博爱更进一步，因为它不为爱的复杂性所累，但又保留了爱的最佳元素，不会陷入感情用事的境地。我认为这正是影片的主旨所在，也是朱丽安的角色所代表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这一点尤为真实，两场战争愈演愈烈，变得越来越血腥，我们还可以看到处理移民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在地中海地区尤甚。
此外，这部电影也是对极右翼言论的回应，这些言论实际上与陪伴或帮助背道而驰，例如关闭边境的主张，甚至像西班牙极右翼政党Vox那样，派遣军队阻止儿童——因为他们是举目无亲的儿童——进入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对当代许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尤其是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回应。我同意，这部电影是关于慷慨的，而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每天都越来越少看到慷慨。
人们变得紧张，变得没有安全感。关怀是一种陪伴，是一种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的陪伴，有时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陪伴。如果对方——通常是生病的人——需要说话，或者需要复述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你的工作就是倾听，从这个意义上说，朱丽安饰演的英格丽真的很棒。观众或对话者必须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在倾听。你是沉默的，但这是一种积极的沉默，是一种有渗透性的沉默，在这种沉默中，你装载着对方告诉你的一切。